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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于1951年6月，上有2个哥哥下有一弟一妹。在我9岁时父亲病逝，到了十四岁时，母亲于一次山体塌方意外死亡，从此我们姐弟三人跟着外婆和小姨妈一起生活。两个哥哥则已自食其力，那以后虽然没有了父母，但在外婆的呵护下还不至于辍学，那时候我也非常乖巧、懂事，放学回家从不贪玩，会帮忙做一些家务，帮着带表弟、表妹(姨妈的孩子)，假日还会和弟弟到很远的山上小煤窑挑煤炭，深得外婆的疼爱，受到邻居的夸赞。

到了初中二年级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，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我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，当时的大革命大窜连也没资格参加。1969年2月，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“新号召，第一批报名创了本县最偏远的万安公社(人称龙岩的西伯利亚)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在一次赶集时碰到了初中同学连添洲，方才知道他也下乡到了万安，日后他成了我的丈夫，我们是在下乡后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的元旦结的婚。当时那么早结婚，主要是考虑到自己成家立业后，可以减轻外婆和姨妈的经济负担，毕竟姨妈自己也有三个孩子。

结婚后，公公婆婆虽有十一个子女，但对我也是视如己出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经常能帮衬我们，让我重新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由于当时结婚时年纪太轻，以至于后来怀孕了身体不舒服，去医院找医生，自己无知碰到一个医生更无知，给我注射了一支青霉素，且在没有做试验的情况下，注射完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便昏迷摔倒了，当时眼睛进了沙子，脸上也磨破皮了，且小便失禁，所幸很快就醒过来。看到一旁的妹妹在大哭，赶紧叫妹妹去找医生，才去处理眼睛里的沙子及脸上的伤口，这次事件足以体现当时乡村医疗的落后。

1971年5月大女儿出生，我回到城里坐月子，向亲戚借了两间房，因大姑姐在此时生下二胎女儿，所以婆婆要照顾两个孕妈妈，婆婆特别能干，每天要做两只鸡，每天要做7餐饭供我们吃，从早忙到晚还要洗洗涮涮，大姑姐月子里奶水不足，婆婆晚上还得起来多次泡牛奶，最感动还是公公有次专程从乡下骑自行车送猪肝和瘦肉，给我们姑嫂俩增加营养。

女儿刚满月，我们就回到生产队，因为当时处于夏收农忙季节，有几次都是老公背着女儿在田里踩打谷机，炎热的天气女儿在爸爸的背上听着打谷机轰轰响也能安然睡着。

一次农闲时我背着女儿到村后的山上砍柴，一不小心将柴刀砍到了自己左脚的脚踝上，当时柴刀就扎在那里，我只能闭上眼睛，忍痛拔下柴刀，此时鲜血喷涌而出，只好捂住伤口，找到一种可以止血的野草，敷在伤口上，幸好同去砍柴的有一个邻居小男孩，叫他帮忙回村找人，因老公参加大队付业队，驻在另一村庄。后来生产队长来了，学校老师也来了，他们背我背我，背孩子的背孩子，然后送我到公社卫生院，打破伤风用针在做试验时，手臂红肿，不能打这种针，也就是青霉素过敏。